陈红民
学者介绍
陈红民,山东泰安人。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历史)评审委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85年起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教授兼副主任。2006年起转至浙江大学。
出版《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等论著、译著20余部(含合著),发表《九一八后的胡汉民》等论文近150篇。研究成果数次获评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曾获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4次)、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3次)、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威尼斯大学访问教授等。
一
我1965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中小学时期“完美地”与“十年文革”重合。自已的书,除各种课本之外,只有毛语录、毛选集了。
上大学后,开始购自己喜欢的书,因为囊中羞涩,只能零星地买。上学前我已在工厂学徒,有微薄的工资。上大学后,断了工资,转而一切靠父母,自尊心已不容再向家里开口要钱买书。记得大三时,利用暑假打工挣了些钱,事先盘算好买一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钱刚到手,有同学相约去黄山玩,便携女友同行,虽是穷游,且女友费用自理,可黄山归来,工钱已所剩无几,硬着头皮请父母补齐书款。
第一次购置成套的书—— “文史资料选辑”
通常,读书人之好书,与女生购置衣物相近,多多益善,书橱里总觉得少一本好书。
我在购书这件事上,相对理智。平时购书不多,一是没钱买,二是无处存放,三是较早就从阅读经历中悟出,就读书效果而言,“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借不着。”无论多喜欢的书,只要买到手,就会感觉已入囊中,早读晚读都无妨,最后多数束之高阁。倒是借的书,到期归还,限时读完。想借而一时借不到的书,绝对能激起阅读的欲望,一旦到手,会手不释卷——最好的书都在图书馆或是朋友的手里。
我的许多藏书是朋友赠送的,看到书橱里的书,首先想到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想到赠送者及我们之间的学术交谊。
最早的赠书来自读研究生时陪住的东京大学博士生砂山幸雄。1983-84年我们同在一间宿舍住一年,成为好友至今,他后来担任过爱知大学副校长。砂山来中国时,带来了一些日文、英文的专业书,都是刚改革开放的国内所没有的,令我大开眼界。他留学结束回日本时,将许多专业书留下赠我,其中一本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教授所著《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复印本。同专业的几位师兄弟看后都说好,就以这复印本为母本,译成中文出版。
日本朋友留下的《流产的革命》等英文复印本
获赠图书中,以来自台湾学界朋友的最多。专业的关系,我去台湾开会、教书十多次,得到赠书不计其数,或是学者个人新作,或者是他们多余的复本书。台北“国史馆”每出新书,免费发两套给其研究人员,朋友常会留给我一套。逛书店购书,是在台湾必不可少的活动,“国史馆”的小卖部(专卖其出版品与小礼物)、“中研院”的四分溪书店、台大与台师大附近的旧书店,诚品书店等,均是必访之地。每次离开台湾返回前,最发愁的事,是如何将一箱箱购买与获赠的书拖到邮局寄回(通常需要朋友开车帮助)。
有些书与人的故事永生难忘。“国史馆”前纂修王正华女士,邀我去她府上,只要是她 “暂时不用”书籍,任意挑选取走。那天下午,在新店”国史馆”工作完毕,侯坤宏先生开车载我去选书,大概选了七八箱专业相关的书,装入她事先精心备好的纸箱,再匆忙赶在邮局下班前寄出。前几年,勤勉敬业的王正华在办公室岗位上逝世。睹书思人,不胜怀念。
部分台湾朋友赠书
2000年,受“中正文教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一个月,国民党党史馆负责人带我到原“党史会”书库,以成本价任我挑书:“只要你愿意,随便拿”。那是我首次装箱打包书,笨手笨脚极狼狈,基金会秘书杨小姐见状,直接让我靠边,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十几箱书封箱搞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张力研究员每次来大陆,都背不少书籍来分送,通常一见面就从双肩包掏出几本书来。建议他邮寄,他说怕海关查收了,还是自己背比较踏实。更有甚者,2017年,张力兄拖着病体,帮我从台北背来了一尊重达近20斤的蒋介石半身铜像。
张力研究员移交铜像
2007年,我在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半年,与系里上下从教授到助教都结下友谊。回杭州一年后,助教来电邮问我,她们系图书馆空间有限,要处理一批复本书,赠送给学术单位,只需出邮费就能寄到杭州,要不要?这等好事,怎能不要?!很快大大小小50箱书就寄来了。又过几年,助教再次询问,系上又要处理复本书了,要不要?当然还是要。但是这次很不幸,书到杭州被海关扣下,费尽周折,仍被退回,寄回的邮费仍要我出(否则,直接拉造纸厂化为纸浆)。书被海关查扣,与其斗智斗勇的故事不少,费时费力,基本以失败告终,一腔心酸有机会再表。
部分英文日文书
二
拥有间书房,一度是遥不可及之梦想。婚后还是长期蜗居在内人家提供的两间陋室,家里除了一个简易的竹书架外,没有可以放书的地方。一般的书就装纸箱置于床下,师友赠书是呕心沥血之作,放在难见天日的床下,实在愧对。条件改善后,先将师友们赠书在书橱中摆放整齐,郑重一拜,总算是对得起它们了。
部分友人赠个人著述
1998年,内人单位分配二居室的房子,房间一大一小,大的那间将阳台打通,约有20平方米,光线也好,左邻右舍都选做卧室。内人大度地说,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你这堆书了,你在家时间又长,大的做书房吧。我们又咬牙买了挺贵的实木书橱,沿两边墙排开,书房挺有点气势。
“仿秋斋”一面
疫情期间,“仿秋斋”成为网课直播间
对我个人来说,这间书房,是梦寐已久的天堂,满足了阅读、写作、胡思乱想、与师友对话(通过研读他们的论著)的所有需要。有了宽大舒适的书房后,文章未必就写得更多更好,但有了一方净土,无论俗务多么狼狈,只要走进书房,坐在书桌前,心境就能平静下来。
装修完成,我们邀请导师茅家琦教授、张宪文教授到寒舍小聚。茅老师夸奖说,这是南大历史系最大的书房!那时南大教师住房条件尚待改善,学校分房不是以面积而是以几室来衡量,宿舍最大的房间不过15平方,自然不可能有近20平方的书房(现在,南大许多教授购置了别墅,书房之大与典雅,令人羡慕)
这么好的书房,应该有个“堂”、“斋”、“室”之类的雅号(读书人的通病啊)。搜肠刮肚,想到“仿秋斋”三个字,因秋天里农人收获,天高云淡,从容不迫,是最令我向往的季节,也是为人为学追求的意境。
书房名直接写在门上
1999年南京市举办“书房大奖赛”,“仿秋斋”报名参加了。结果,一等奖是位全国知名的女作家,二等奖归了我的朋友,作家叶兆言,“仿秋斋”得了三等奖。那位女作家的书房,只有一个与写字台连在一起的书橱,陈设气势绝对比不上 “仿秋斋”。但转念又想,书房评比,重要的不是比外在的面积与陈设,而是比利用书房创造出的价值与社会影响,这个核心得分点上,自叹弗如。
与自己主编的书合个影
个人的部分著述(含合著)
三
2006年,调到浙江大学教书,家仍在南京,开始“双城记”的两地通勤生活。所有的书也分在三处存放:南京的“仿秋斋”是根据地与老营,杭州的办公室与家里,则是近期要用的书或购置、收集的资料。书分两地,自然有不便之处,有时备课、写文章需查实资料,书却在另一处,着急!有段时间赶写书稿,我干脆就将一部必备书放在电脑包里,随身携带。书稿难产,那部厚厚的书就随我在南京、杭州之间旅行了大概有近一年的时间,高铁坐了近20趟。
与“仿秋斋”井井有条不同的是,杭州两处的书,极其凌乱,胡乱地放置,尤其是办公室,不仅书橱放满,办公桌与茶几也全被书占领。实在看不下去,就请学生帮助来清理一次,但不久,又凌乱如故。许多书因无处展放,始终留在纸箱中,箱子堆到了书橱前面,导致书橱都难开。好在,基本记得哪本书在哪个箱子里,堆在哪个角落,临到用时虽需东搬西翻,“众里寻他千百度”,但大抵最后总能找到,自嘲是能“乱中取胜”。
办公室书橱内,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资料“和平共处”
凌乱的办公室,书箱已堵塞书橱的门
我以为,书只有共享,让需要的人能找到、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学术乃天下公器”。我多次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每次找到他们馆藏的宝贝,两任馆长都非常乐意让我利用、整理与出版。郑炯文馆长说,图书馆的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诚哉斯言。我获赠的书,多数直接交给了历史系的资料室。五年前,浙大蒋研中心与校图书馆共建了“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我把部分个人图书转入,供师生阅览。师友相赠的图书,转用于学校师生,正是传播他们的雅意,将学术发扬光大。
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第一排左二)等合影
台湾朋友参观“蒋介石文献特藏室”
与学生在斯坦福看《蒋介石日记》
2020年,浙江大学古籍新馆落成,即将开馆,共建的“蒋介石文献特藏室”将移入新馆,未来的特藏室将是集收藏、阅览、上课与小型学术会议诸功能于一体的独立空间,我对这间特藏室充满了期待。那些深藏在办公室箱子里的书,也将重见天日,上架阅览,成为公共资源,书尽其用。换个角度,图书馆也将变成个人日常阅读、写作、交流与胡思乱想的地方,还多了上课授业的功能,一个2.0版的“仿秋斋”。
刚制作完成的“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标牌
即将迁入 “文献特藏室”的部分书籍
在图书馆里拥有一间书房,对一个读书人,是多么美妙的圆满。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在总统府大门门楼的俯卧撑
圣马可广场洪水里俯卧撑
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刘静女士洽商工作后
在校园内俯卧撑
在台北“国史馆”工作后,做个俯卧撑
在威尼斯大学访问期间,与朋友在圣马可广场俯卧撑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图书馆俯卧撑
在全球最早的大学图书馆——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内
陈红民教授推荐书单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2.Lloyd E. 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1994年版。
6.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8.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曾田三郎编著:《近代中国と日本——提携と敌对の半世纪》,御茶の水书房,2001年版。
10.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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