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大学等于国内什么

在今天的日本爱知县，有一所日本国内非常有名的私立大学“爱知大学”，这所大学是亚洲地区唯一一所设有“中国研究科”的大学，也是对“中国问题”研究最为权威的一所大学。

日本爱知大学

在日本“爱知大学”被称为日本汉学的中心！如果你翻开“爱知大学”的简介，你会发现这样的一段文字：

爱知大学的前身为“东亚同文书院”，于1901年在中国上海成立，是日本的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中具有最长历史的学校。当时贵族院议长的近卫笃麿创设了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的理念是通过教育文化事业促进日中友好事业，并为了培养相关人才而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学校培养了许多中国和亚洲的人才。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东亚同文书院为中华民国政府接管。随后，曾担任过该大学最后一任校长的本间喜一决心重建大学。1946年11月原东亚同文书院的众多教职员、学生联合重建，起名为“爱知大学”。

大家看后也许会奇怪，为什么爱知大学的前身竟然在中国？“东亚同文书院”又是一个什么学校？在这里笔者告诉大家，“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中国开设的一家间谍培训学校，也是日本在中国规模最大、运营时间最长的间谍机构！

东亚同文书院旧址

从1901年开始“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实施间谍活动持续45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方才被国民政府强行关闭！在这45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近10000名日本间谍人员，并将这些人输送进入了中国的政府、军队、大型商业机构中，借此收集、盗窃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信息。

就是这样一所臭名昭著的间谍机构竟然在日本战败后又秘密的搬回了日本，改头换面后成为了“爱知大学”！下面就让我们回到那段历史，来看看这个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间谍机构！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保全中国”的无耻理想！

1901年8月，上海出现了一所学校。奇怪的是这是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招收的所有学生也都是在华日本侨民的子弟。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学校“东亚同文书院”。

近卫笃麿

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是在日本成立的“东亚同文会”，1895年后俄、德、法三国联手打压日本在华的利益。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独吞中国的决心，但要想全面占领中国必须要充分了解中国的情况。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中国研究组织。1898年由日本在华浪人岸田吟香、宗方小次郎、日本政要近卫笃麿等、大内畅三等人在日本成立了“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所谓的四条纲领：1、“保全中国”；2、协助中国与朝鲜的改革；3、研究中国与朝鲜的时事；4、唤起日本的舆论。

日本著名间谍：岸田吟香

纲领中的所谓“保全中国”其实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极度厚颜无耻的一种政治倾向，1895年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这一举动严重地刺激了其他列强，一时间各国列强们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的投入到了瓜分中国的事业中。

但这样的局势可把企图独吞中国的日本给急坏了，眼看着中国被列强们瓜分日本政府坐立不安。于是，1898年成立的隈板内阁提出了所谓的“大隈主义”，声称要援助中国、“帮助中国改革和自强”、“保全中国”等等。

这简直是极度的滑稽和无耻的一种说法，而“东亚同文会”就是将所谓的“保全中国”作为他们的核心纲领的。为了尽快在中国开始实际的行动，1899年近卫笃麿来到中国，在南京拜见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希望在华设立学校以满足日本侨民子弟的入学需要。

东亚同文书院旧址

刘坤一同意后“东亚同文会”马上在1900年5月在南京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南京同文书院”。后来因为南京闹义和团将这所日本学校给砸了个稀烂，所以学校只能被迫迁到上海并正式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

就这样这个在华长达45年之久的日本第一间谍机构就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工作。

东亚书院的首任院长：根津一与他的大旅行计划

1901年成立时“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任院长就是日本有名的军国主义者、日本著名间谍、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日清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根津一。

东亚同文书院第一任院长：根津一

这位院长以向清朝政府推荐日本工业、矿业专家来华工作，帮助清政府建设现代化矿业企业为诱饵，与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清政府两位地方大员的认可下，“东亚同文书院”的所有行动基本都不受盘查和监控。就在这一有利条件下，根津一推出了“东亚同文学院”最有名的间谍行动，大旅行计划。从1902年开始，东亚同文学院每年都会派出300人左右的所谓学生以游学的名义到中国各地旅行。

这一间谍活动在中国一直持续了40多年，累计派出间谍近13000人次，出行地点覆盖中国所有省份乃至70%以上的乡村。而这些间谍在途中每到异地都会疯狂的收集该地区的交通图、矿产分布图、物产分布图、水系图等情报，几乎能够找到的统统收入囊中。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计划中拍摄的照片

据四川地方资料记载，在1912年一批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来到成都后四处游走，与官府结交收集成都当地及周边村镇之地图等材料。

后竟然3、5成群有恃无恐的开始丈量成都城墙并偷窥军营及各类军事设施，遂被驱逐。从这里的记载中我们就能够知道，当时“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活动是如何的猖狂。

从1902年到1931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计划共形成固定侦查路线1000余条，累计派出间谍人员7000余名，13000余人次。借助大旅行的情报收集所编撰的入《外蒙巡查复命书》等间谍报告多达4000余份并经秘密通道交给日本外务省、日军参谋本部、铃木研究院等日军机构。

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的研究报告

1912年后“东亚同文书院”开始秘密绘制中国各地的10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据战后日军资料解密经由“东亚同文学院”绘制并秘密上交的中国各地地图近2000份。

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29军的一位军部参谋缴获了一张日军内部使用的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军用地图。据这位参谋的回忆说：

“这张日本地图的精密成都远远超过我军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地图。地图中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和道路的方向和位置都非常准确，甚至大部分村落中有多少水井、有多少人口、有什么资源、附近有哪些军营及军队数量都有准确的标注。”

东亚同文书院绘制的中国地图

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报掌握能力啊！而这些全都是“东亚同文书院”30余年的间谍活动的成绩。

“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研究”和5000多份间谍报告

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情报进行系统性收集及研究是开始于第二任院长杉浦重刚（众议员、国粹主义者、裕仁天皇的老师）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对华间谍体系中的重要性已经非常高了。

在大旅行计划的支持下，在中国各地的日本间谍开始疯狂的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据二战后缴获的东亚同文书院内部资料记载中发现，当时东亚同文书院的学员们在对中国各方面数据的调查已经极为细致，其中有一份调查报告中的内容是这样的：

“河南：鸦片2元一两。每亩缴税15元，每亩鸦片收入30-100元，种植小麦每亩收入不过30元。故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农村鸦片种植发展很快。如此发展支那北方地区之粮食供应必然不足。”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旅行护照

由此可见，当时东亚同文书院在对中国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情报收集已经极为细致，甚至追溯至源头了。

同时东亚同文书院为了更好的收集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从1910年开始就将以完成培养的书院学生利用自己的关系输送到中国的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和国内的各大商业机构中任职。

同时东亚同文书院从1910年起还利用渠道向中国的各大军阀势力输送日本军事顾问和军队操练教官。到1920年时包括：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马鸿逵等军阀势力身边都有日本军事顾问的身影，甚至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练兵时也聘请了日本的军事顾问和操练教官。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各地收集地理信息

可以说当时的东亚同文书院已经对中国的军事体系进行了深度的渗透，中国的各类机密军事信息也不断地流入了东亚同文书院的情报网。

在这些间谍行动的支持下，东亚同文书院在1910年到1931年之间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日本外务省、日本铃木研究院等机构输送了大量的间谍报告。

从日本战后信息披露中我们所知道的相关研究报告包括：《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大旅行志》《深入内地》《大陆漫步》等研究报告近5000份之多。

东亚同文书院的支那研究报告

二战失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秘密转移和“改头换面”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上级机构，日本外务省下属的东亚同文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当时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畏罪自杀。

而还在中国疯狂从事间谍和物资收集转运工作的东亚同文书院也被国民党当局定性为间谍机构，强制关闭，并于1946年下达命令所以有东亚同文书院在华人员全部遣返日本，主要间谍人员就地逮捕接受审判。

但日本的失败和书院的关闭并没有抑制住东亚同文书院中主要骨干的军国野心。1946年初，在东亚同文书院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的策划下，东亚同文书院40多年在华收集的情报资料和物资都秘密的运回了日本。

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照

同年11月本间喜一与13名东亚同文书院的骨干职员在日本爱知县丰桥市创办了后来在亚洲颇有名气的爱知大学，并将东亚同文会偷运回国的资料转移至该校。

1948年东亚同文会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组建“霞山俱乐部”，首任会长为德川家正公爵。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设立所谓的东亚书院，并在书院内设立东亚文化研究所。

该机构依然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该机构以教育交流为名，开始重新进入中国活动。

就是这样，作为在二战期间恶名昭著的间谍机构“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战败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又以“爱知大学”和“霞山会”、“东雅书院”的名义留存了下来，并又开始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了。